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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进在发疯之前，是个十足的可怜人。
他自二十岁应试，一直考到五十四岁，连个秀才都没拿到。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还常常被岳丈打骂。
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，他看到了一束光：广东学道周进主持院试时，见范进文字“一字一珠”，便取其为第一名，还鼓励道：“龙头属老成。本道看你的文字，火候到了，即在此科，一定发达。”
于是，范进执意参加乡试，中了举人，高兴得发了疯。随后，范进赴京会试，拜见周进，周进在人前称赞他，为其打响了名声。范进也不负恩师所望，中了进士，当上山东学道。
范进是个忠厚的好人，周进是个慧眼识珠的官员，知识确实改变了命运。然而，范进的发疯让这一切看来是多么的讽刺。
后来，周进托范进照顾一下自己的学生荀玫，范进尽心尽意搜索考卷，却在已录取的案卷中找到了荀玫的名字。还有一次，秀才梅玖在山东考试，因文字荒谬，成绩太差，按例要受处分。梅玖哀告求情，谎称周进是他的“业师”，范进见是“我周老师的门生”，告诫了几句，从轻发落。
周进在成为范进的恩师之前，是私塾老师。他六十多岁还是一个秀才，只能靠做塾师来补贴家用。那时，没有人把周进当回事，即便教的学生中了举人，也得不到多少的尊敬，反而还被辞退。旁人冷嘲热讽，其中就有梅玖。
茫茫的黑夜之中，周进看到了一束光：他正欲寻死，一头撞在号板上，不省人事。苏醒之后满地打滚，放声大哭。几个商人看到了，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，让他纳监进场。这才有了后来的“恩师”周进。
周进和范进的故事，就像是小说家吴敬梓精心打造的一面历史之镜，虚虚实实，重重叠加，既有科举时代中个体命运的强烈折射，也有科举制度下人情世故的真实写照。
清末进士商衍鎏将老师分为两种：“受业师”与“受知师”。概言之，前者在于教导，如塾师；后者在于提携，如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和阅卷者。当然，受业师也可以转化成受知师，比如《儒林外史》中周进提携荀玫。
考官录取表现优异的考生，是职责所在，但对被录的考生来说，就是再造的恩德。尊其为“座主”，自称“门生”，也是合乎情理之事。因此，不需要日积月累的交往，“一日之相遇，而定其终身之分”。
长久以来，人们对于这一利益关系并不抵触，尤其是那些久困科场的士人。
唐人韩愈说：“布衣之士，身居穷约，不借势于王公大人，则无以成其志；王公大人，功业显著，不借誉于布衣之士，则无以广其名。”仕途漫长崎岖，需要有人引路。
明人谢肇淛也认为: “拜主司为门生，自唐以来然矣！策名朝廷，而谢恩私室，诚非所宜；然进身之始不可忘也，士为知己者死，执弟子礼非过也。”没有“老师”的录取，皇恩再浩荡也不会落到学生的身上。
作为科举制度的衍生物，座主、门生关系自诞生之初就与利益缠绕在一起。门生所求自不必说。座主当然抱有为社稷取才的想法，但是也不妨碍他们有着自己的小心思：贪财者希望门生常来拜访，以此索取钱财；位高权重者想要网罗新贵，相互援引，形成一方势力；文学领袖栽培后进，寻找继承人，发扬本派学问；更多人就是给自己和家族留条路，希望门生得势之后能够照拂一二。
当科举制度越来越完善，座主、门生关系也就越来越普遍。细数那些在史书上留名的权臣，谁不是由卑微门生成长为一方巨擘？谁又不是桃李满天下的座师呢？
以明后期为例。严嵩于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）拜武英殿大学士，入值文渊阁，时年六十有余，门生阿谀他，称其为“老师”。此后，“老师”一词流行开来。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），杨继盛弹劾严嵩“五奸十大罪”，却被下诏狱，受尽折磨，最后以假传亲王令旨论罪，处以绞刑。当时负责此案的刑部尚书何鳌就是严嵩的门生。
借助门生清理敌对者，不独严嵩一人这么干。隆庆三年（1569），高拱第二次入阁，把他的一众门生安排在言官岗位上，夸张时“其门生为台省百许人”。这些人四处弹劾，指哪打哪，堪比一支军队。
有时，门生也会反噬座主。万历四年（1576），巡按辽东御史刘台弹劾座师张居正“擅作威福，蔑祖宗法”。张居正气极，对皇帝说道：“国朝二百余年，未闻以门生排师长者，计惟一去以谢之！”皇帝将刘台下诏狱，张居正明面上为其求情，暗地里罗织罪名，刘台经不住折磨，“暴卒”。然而，雷霆手段并不能震慑他人，弹劾张居正者后继有人。万历五年（1577），其门生吴中行、赵用贤弹劾张居正夺情一事，二人虽被施以廷杖，却也名声大震。
天启元年（1621），后金相继攻陷沈阳、辽阳，右佥都御史王化贞巡抚广宁，与辽东经略熊廷弼不和。当时，内阁首辅叶向高为王化贞座师，偏袒于他。结果，广宁之战惨败，王化贞弃城而走，回来之后还参与陷害熊廷弼。乾隆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发出感慨：“吁！师生门户之害人家国，如此之甚，岂不可畏哉！”
顾炎武也对明朝晚期的师生关系痛骂道：“朋比胶固，牢不可解；书牍交于道路，请托遍于官曹。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，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，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，皆此之繇也。”
乾隆和顾炎武二人的身份非常耐人寻味。乾隆的视角代表的是皇帝，对皇帝而言，天下每一个臣民都要绝对忠于君主，怎么能私自授予权力呢？因此，自唐以来，每个朝代都曾下令禁绝师生结交，严刑峻法、劝教谕示，无所不用。但皇帝既不能一人独治天下，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也不可能由其独揽，他必须任命考官才能完成其事，师生关系便成为禁而不绝的悖论。
顾炎武则代表了在野的士大夫群体（也包括很多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人），他们本就被排斥在外，自然对政治场的各种圈子十分厌恶。如果他们能够进入游戏，能够得到上位者的赏识，他们还能忍受官场寂寞主动拒绝座师的提携吗，还会对科举时代的师生关系作出决绝的批判吗？这显然需要打一个问号。
▲顾炎武画像。图源：网络
本质上，权力是一种稀缺资源。随着王朝存续时间的推移，官缺不太可能大幅增长，已经拥有权势的人想要继续维持，没有权势的人拼了命也要通过科举，此种隐性或显性的权力竞争，只会导致权力本身越来越稀缺。只要功名稀缺，只要“录取者”和“被录取者”都能彼此相认，座主、门生关系就不可能禁绝。
到了晚清，“老师”已经泛滥成灾了，有蒙师、受业师、受知师、恩师、荐卷师、座师、肄业师、问业师、游学师、社学师、课师。科举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拜师，县试、府试、复试、朝考、殿试、拔贡、补廪……所有与科举有关的官员都能成为老师，读卷的、阅卷的、监考的、书院里考察学业的……甚至，老师还会带着学生去自己的师门拜谒，称“太老师”“太老夫子”。如此景象，已成常态。
不断增添的“老师”名单，其实只是在不断印证一件事：权力越发稀缺了。
座主与门生不仅仅是利益的结合。许多师生在长期的交往中，确实建立起了真挚的情谊。
宋仁宗天圣八年（1030），一位名叫欧阳修的文人在礼部省试中大放异彩，夺得第一。那年的主考官为晏殊。几个月后，欧阳修在殿试中唱甲科十四名，进士及第。
作为师生，欧阳修与晏殊的关系不算亲密。欧阳修刚直不羁，晏殊平和中正。庆历年间，晏殊任枢密使。一日天降大雨，晏殊宴请宾客，大家争相赋诗。欧阳修感念宋夏战事，写下一句：“须怜铁甲冷彻骨，四十余万屯边兵。”众人皆歌功颂德，独独欧阳修如此扫兴，晏殊颇为不爽，对人说道：“昔日韩愈亦能作诗词……却不曾如此作闹。”
宰相杜衍对欧阳修也多有扶持。二人都是个性刚直之人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景祐二年（1035），杜衍荐举欧阳修的同年石介，随后石介失言被罢官，欧阳修直接写信指责杜衍，说杜不敢为石介仗义执言：“介，一贱士也，用不用当否，未足害政。然可惜者，中丞之举动也。”
后来，庆历新政失败，范仲淹离开，杜衍被贬。欧阳修本可置身事外，但依然站出来为他们说话，因而被贬；而晏殊处事圆滑，不施援手。
杜衍死后，欧阳修在《祭杜祁公文》中说：“呜呼！进不知富贵之为乐，退不忘天下以为心。”这和范仲淹的“进亦忧退亦忧”多么相似。致仕之后，欧阳修还念念不忘对杜衍立下的誓言：“掩涕发陈编，追思二十年。门生今白首，墓木已苍烟。报国如乖愿，归耕宁买田。此言今始践，知不愧黄泉。”
从欧阳修、杜衍身上，不难看出理念的契合与传承。
等到欧阳修作为“老师”，他也如杜衍一样荐引人才。时人说：“世之号能文章者，其出欧阳之门者居十九焉。”
嘉祐年间，放弃功名的苏洵进京，以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投贽于欧阳修，欧阳修看后大为惊叹，并将其传给公卿大臣阅看。苏洵之子苏轼进士及第之后向欧阳修献文，欧阳修直接说：“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。”曾巩高中进士之前，也是得到了欧阳修的大力称赞。
一句话，便可使科场失意、默默无闻的地方士人，在人才济济的京城扬名立万。提携后进不是难事，有权势即可，慧眼识才方是真功夫。看看“欧门”的文人，哪个不是真材实料？
欧阳修提携后进并不总是带来好的结果。嘉祐元年（1056），欧阳修作《赠王介甫》诗：“翰林风月三千首，吏部文章二百年。老去自怜心尚在，后来谁与子争先。”这时，他似乎将王安石当成了自己的继承者。然而，王安石对政治的兴趣要大于文学。二人的政见也不和，王安石要改革，欧阳修不喜扰民之举。因此，王安石常常排挤自己的老师。
熙宁三年（1070），宋神宗想要起用欧阳修，王安石对皇帝说：“宁用寻常人不为梗者。”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欧阳修请求致仕。王安石对皇帝说：“如此人，与一州则坏一州，留在朝廷则附流俗坏朝廷，必令留之何所用？”
虽然王安石没有成为欧阳修的继承者，但欧阳修还有苏轼，还有曾巩。尤其是苏轼，身边也渐渐聚拢了一批志同道合之友，人称“苏门”。虽然欧、苏二人无法摆脱党争的影响，但他们在那个互相倾轧的年代是一股清流。才华出众，人品相对可靠，坚守理念，距离政治风暴有一定的距离，这让他们的师生关系看起来干净很多。
然而，这是一道不可复见的美丽风景。
▲欧阳修画像。图源：网络
汴京的风景常常是这样的：士子们游走于权贵之家，往往一日之内，马不停蹄拜访数地，最多可至十余家。宅园门口常有阍者把守，士人递上名刺，还要看他的脸色，最好孝敬一二。进了门之后，拿出准备好的古玩字画，以及精心挑选的诗作，看看能不能入权贵的法眼。如果不能受到赏识，顺势作为讨教的内容，如果有幸获得了对方的指点，便有了一层师生的情谊。
神宗朝，王安石主持变法，想要不拘一格提拔人才。按宋代的祖制，执政（副宰相）的私宅迎接宾客有定数，而且官员来往限制极严。为了广收人才，王安石便放开限制，无论官职贵贱皆能进来。进来的人不敢在厅堂里直说请托之事，往往要等到主人在堂下送客的时候才讲明。拜访的人太多，就连假日都堵着门，王安石无奈让阍者在门外张贴告示：“假日不见客。”另外，一般见执政，是不用笏的，但人们向王安石行礼时都用笏。
厅上不说话，堂下说话；假日不见客，非假日见客；堂上不出笏，而见客时出笏。人们将这一奇特现象称之为“三拗”。
王安石博学多闻，乃当世宗师，一旦做了王安石的门生，便名重天下。等到宗师在朝堂过了气，“人人讳道是门生”，甚至还要写书诋毁王安石之学。再到宋哲宗诏令王安石配享神庙，人们又开始说自己是其门生，有好事者就把前词改为“人人却道是门生”。
世风日下，偶像倒塌只是表象。当权力的交易摆上台面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格的贬值。难怪时人说：“百物踊贵，只一味士大夫贱。”
▲王安石画像。图源：网络
现代人对于传统总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其中一个就是“师道尊严”。古人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尊师重道，或者说他们尊重的老师背后，明显还有着别的什么东西。
谢肇淛在《五杂俎》中写道：“今人之所最急者举主，次殷勤者主司，而少时受业之师，富贵之日，非但忘其恩，并且忘其人矣。”士人最看重的老师，是对他们前途有所帮助的座师，而不是真正传道解惑授业的老师。后者很难感受到为师的尊严，多是辛酸与屈辱。
蒲松龄《学究自嘲》诗云：“墨染一身黑，风吹胡子黄。但有一线路，不作孩子王。”
读书人的出路，大致有两条：一是出仕，二是处馆。
但是，没有人会把处馆教书当成人生的目标。从读书的第一天起，他们就怀抱着金榜题名的梦想，渴望从一介布衣变成朝堂公卿。等到被现实一巴掌拍醒，发现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，只能倍感失意。生活还要继续，可一个读书人还能做些什么呢？不会耕田，不会经商，不会手工，所有的路都堵死了，最后只能走进私塾，当起塾师——这显然是没有出路的出路而已。
在一些重视教育的地方，由于乡规和士绅的倡导，塾师的地位不算太低。比如明代的太湖名师钟鼎，以“方正严师席”闻名，以至“学人不敢仰视”。但总体而言，塾师的境况都挺惨的。
如果我们翻阅一些塾师的笔记，就能明白他们的苦楚。他们往往是贫寒士人，住在东家的屋子里，寄人篱下。饮食仰仗于主人，比仆人要好一些，但很难见荤。开学之后，就不能回家，长时间抛妻弃子。私塾的环境往往很差，上漏下湿，门窗残破。塾师睡在稻柴之上，盖着一条粗布，夏天蚊虫叮咬，冬天枕席冰凉。他们对待学生，打不得，骂不得，毕竟那是主人家，一个不小心，就会丢了工作。
虽然整个社会都在呼吁尊重老师，然而，一个科举的失败者能得到什么好的脸色呢？从事这份职业，就意味着人穷志短。更何况，满大街都是失意的读书人，你要是放不下尊严，有的是人放得下尊严。蒲松龄曾言：“沿门磕头求弟子，遍地碰腿是先生。”以前读书人挤破了脑袋想要当官，现在拼了命想谋得一份馆职。
相传，一户官宦人家，延聘塾师教其子弟。一日，塾师请假还乡，东家令仆人持伞相送。路上，长工赋诗道：“山前山后雨蒙蒙，长工持伞送长工。酒席筵前分上下，一年工价一般同。”塾师一听，这不是在讽刺自己和长工无异吗？第二天，塾师正准备去告状，碰见奶妈，将此事捅出，奶妈说：“他也配比先生？我才与先生一样呢。”塾师一听，万分惊诧，问道“我们如何一样呢？”奶妈回答：“我是哄孩子，先生你也是哄孩子，我们两人岂不是一样？”
若是学生取得了功名，更加看不上穷酸的塾师。明代，有一人名叫沈玉邻，年轻时才华横溢，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，许多人慕名而来，拜认老师。每年正月初一，即使是远居二十里之外的弟子都来拜岁。但沈玉邻时运不济，屡试不中，学生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，以往来拜岁的人都不来了，甚至还有落井下石的人。晚明以来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：“其年过四十者，即以为年迈过时而鄙弃之。”年过四十还没有功名，想必将来也不能帮助自己飞黄腾达了，那便不再讲师生之谊。
最可悲的是，塾师也不拿自己当回事。他们的心不在这三尺教室之中，依然困在科举的考场里。《三刻拍案惊奇》中便提到了士人这一心态：“处一小馆，一来可以借他些束脩，资家中菽水；二来可以益加进修。盖人做了一个先生，每日毕竟要讲书，也须先理会一番，然后可讲与学生，就是学生庸下，他来问，也须忖量与他开发。”教书还是为了考试。韩愈的《师说》每个塾师都会背，有几个把自己当成是传道者？
师道坠落，是科举时代必然的产物。
▲蒲松龄画像。图源：网络
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四月，京师大学堂进士馆正式开馆。一些稚嫩的面孔走上了讲台，他们既是留日归来的学生，也是进士学员的老师。
然而，讲台下的学生都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的天之骄子，怎么看得上这群留洋归来的年轻人呢？这些“老师”25岁到31岁不等，比大多数学生年龄都要小，而且没有什么功名，平时见到进士都要表示尊重。年龄大、辈分高、名位在上的人，要向年龄小、辈分低、名位在下的人称门生，简直是倒反天罡！
留学生主办的《大陆报》评论道: “嘻! 谈何容易中一进士。今助教诸公中有茂才者，有布衣者，与进士有仙凡之别，而欲师之，何不自量乃尔。”明为叫屈，实则嘲讽。
在京师大学堂，授课者称“教习”，听课者称“学生”。很快，在学生的压力下，进士馆将教习改称教员，学生改称学员。
后世臭名昭著的章宗祥、曹汝霖便是当时的教习。他们虽战战兢兢，却也要为“老师”争名分。据曹汝霖回忆，徐谦对“老师”傲慢无礼，曹汝霖不堪忍受，于是请辞。监督张亨嘉为此宴请各教员及徐谦，席间大谈尊师之道，委婉地给徐谦上了一课，并将曹汝霖的辞函退回，才算了事。还有一次，章宗祥在批改刑法考试试卷时，徐谦给他写信，称其为“仁兄”。章宗祥认为这样无礼，便将徐谦的试卷交给教务，不给分数。
▲章宗祥。图源：网络
从后世来看，进士馆的师资堪称豪华。然而，尊卑之见实在太深，教习授课困难重重。比如张奎讲中国地理一课，先发总论一篇，论世界之大势，次及亚东之危险，以讲解西方地理学的宗旨。结果，学生不买账了。他们不懂刑法、商法、诉讼法之类的，还不懂舆地学吗？有一个学生拍案而起，怒骂道：“此等浅浅讲义，泛泛空论，吾辈既中进士，摇笔即来，岂有不解而尚烦汝言。汝置高深而不言，汝不称职，汝请罢席！”学生都闹了起来。张奎只能递交辞呈。还有人讲生理学，讲台下尽是揶揄的目光，如在火上烤。
不过，进士虽然抵制“教习”，但最后都拥抱了西学，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。何者为师，何者为生，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在悄悄发生变化。
科举时代就要过去，天地倒转，“老师”终究要从传统的枷锁中挣脱出来。只有“师道尊严”的时代过去，老师才能得到真正的尊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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